丝袜文学篇1
关键词：凯特・肖邦；功能文体学；及物性系统；一双长筒丝袜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05-0200-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2.057
凯特・肖邦（1850～1904）是19世纪美国南方著名的女作家，《一双长筒丝袜》是其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文本中通过多处对比的运用描述了女主人公小萨默斯太太在面临作为母亲的责任与自身欲望的满足之间的冲突时，自身对于这种矛盾的心理变化。本文从及物性系统着手对该短篇小说进行阐释，为更全面客观地理解作品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1 . 凯特・肖邦与《一双长筒丝袜》
凯特・肖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南方著名的乡土女作家。她的作品因内容丰富和女性人物塑造细腻、独特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肖邦创作的故事大多以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为背景，以描写当地居民的乡土人情为主。肖邦笔风细腻，人物性格塑造别具一格，再加上对故事情节的安排匠心独运使她在美国文学史上具有一席之地。当代肖邦研究迅速发展的突出表现是回归文本，构建作品在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一方面，肖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与《觉醒》的被挖掘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肖邦生前已经得到认可的短篇同样进入经典并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万雪梅，2013：155）。
《一双长筒丝袜》讲述的是一位中下阶层女性，小萨默斯太太辛苦积攒15美元，打算用正当、明智、不让自己后悔的方法花掉这笔钱。她原本打算给自己的孩子们置办衣物和鞋子，却由于在购物前忙于让孩子们吃饭和收拾房子而使得自己饥肠辘辘没有力气去打折区和一群家庭主妇们争抢廉价商品。在柜台边缘休息时她的手不经意间碰到一双长筒丝袜，优良的质地和光滑的触感使得小萨默斯太太在经历犹豫和挣扎后买了这双长筒丝袜。与此同时，小萨默斯太太内心某种无意识的冲动也从她平日里所担负的责任中挣脱出来，指引着小萨默斯太太去购买了一双时髦的靴子、一双适合自己双手的非廉价的手套、两本价值昂贵的杂志。在这一切之后，小萨默斯太太一反常态，没有忍受饥饿回家以茶水和零食充饥，而是去了她从没有走进过的餐馆吃了一顿晚餐，并在晚餐结束后看了一场戏剧。故事的结尾，小萨默斯太太从剧院走出来时像是从做着的一场梦中醒来，坐在回家的缆车上时她的内心希望这辆车永远不要停止，就这么一直开下去。
笔者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将这部短篇小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段到第六段为第一部分，描写了小萨默斯太太购买丝袜前的生活状况及其心理状态；第七段到第十一段为第二部分，小萨默斯太太购买丝袜的言语及行为过程；第十二段到第二十五段为第三部分，小萨默斯太太在购买丝袜后开始了她一反常态的购物过程，购买长筒靴、手套及杂志，然后去餐馆吃晚餐，去剧院看戏，最后坐上回家的缆车。
2 . 功能文体学
以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文体学派别称为系统功能文体学，简称为功能文体学（Functional Stylistics）。功能文体学的理论基础是功能语言学，例如，布拉格功能学派，美国的功能学派等，其中尤以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为主。功能学派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语言的性质决定人们对语言的要求，即语言所必须完成的功能。Halliday（1994：107）对这些语言功能进行了抽象和概括，提出了三个元功能：第一种为表达说话者经验的“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第二种为表达说话者的态度、评价以及交际角色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的“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第三种为组织语篇的“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这三种功能相互关联，是构成语义层或“语义潜势”的三大部分。这三种元功能分别由及物性系统、语气和情态系统及主位结构来体现。
3 .《一双长筒丝袜》的及物性系统分析
韩礼德所说的概念功能包括经验功能（Experiential Function）和逻辑功能（Logical Function）两个部分（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1989：74）。经验功能指的是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的各种经历的表达。换言之，就是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所牵涉的人和物以及与之有关的时间、地点等环境因素。逻辑功能指的则是语言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义单位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表达。而概念功能中的经验功能主要是通过及物性系统体现出来的。
及物性系统是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各种行为划分成若干种“过程”的一个语义系统。韩礼德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及物性系统把人类的经验分为六种不同的过程：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是表示做某件事的过程；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是感觉、反应及认知等心理活动的过程；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是反映事物之间处于何种关系的过程；行为过程（behavioral process）即指呼吸、咳嗽、叹息、做梦、哭笑等描述人物的生理活动方面的过程；言语过程（verbal process）即讲话交流信息的过程和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s）即表示有某物存在的过程（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1989：76）。
从表1来看，语篇第一部分的过程总数是42，其中物质过程占40.4%，心理过程占45.2%，两种过程共占85.6%，其次关系过程占9.5%，言语和存在过程所占比例不大。小说的第一部分通过对小萨默斯太太的动作和心理描写反映了她在出门购物前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心打算的，这为后文中其不理智的行为构成反差，凸显了作品的人物张力。
小说的第一部分为读者展示的是一位母亲在发现自己有15美元的存款后的一系列打算。作者通过“occupied her greatly”，“absorbed in speculation and calculation”，“revolving plans in her mind”一系列的心理过程的描写凸显出女主人公在如何花销这笔在她看来数额不小的钱时的审慎态度。这位勤俭持家的母亲彻夜不眠，只是为了把这笔钱“既要花得正当，又要花得明智”。她打算“替珍妮买一双价钱稍贵些的女鞋”；改变了“替孩子们精心补缀旧衬衫”的想法，而是“买这么这么多薄纱为男孩们添置新衬衫”；还要“留出足够的钱买新的长筒袜――每人买它两双――暂时就省得缝缝补补啦”；她“还要给男孩子们买无边帽，给女孩子们买平顶硬草帽”（凯特・肖邦，1991：54），这一系列的关于小萨默斯太太的心理描写让读者看到了一位勤俭节约的母亲形象，同时也揭示了女主人公的贫困处境。
小说的第一部分中还通过一系列的物质过程反映了小萨默斯太太为了买到减价商品而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性格特征。作者通过一系列的动作描写“stand for hours”，“make her way inch by inch”，“elbow her way if need be”，“clutch a piece of goods”，“hold it and stick to it with persistence and determination”（Chopin， 1996： 56）。形象地描写了一位处于贫困境地的家庭主妇为了省钱而苦苦挣扎的场景。作者在小说的第一部分通过对女主人公物质和心理这两种过程的重点描写来体现处于贫困处境的女性小萨默斯太太对子女的照顾和对家庭的责任感。
小说的第二部分为小萨默斯太太购买长筒丝袜的过程。通过表2我们可以看出，语篇第二部分的过程总数是37，其中物质过程占27%，心理过程占29.7%，两种过程共占56.7%，其次关系
过程占18.9%，言语和存在过程各占10.8%。通过这组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小萨默斯太太购买长筒丝袜的过程中内心活动十分丰富。她不仅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和动作，并且已经开始注意到自己与周围存在的关系。在挑选丝袜的过程中，小萨默斯太太仔细认真，作者用“selected a black pair”，“looked at them very long and closely”；在最终决定购买时作者运用一个比喻，她检查这双丝袜的质地时就像在“检验一件钻石头饰，最后要买下它一样”，通过这些细致入微的描写及形象的比喻向读者表明小萨默斯太太在选购丝袜时迟疑谨慎的态度，同时烘托出这双丝袜在小萨默斯太太心目中的重要性，又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女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和挣扎：她渴望拥有这双触感丝滑的长筒袜和为孩子们购置衣物之间的矛盾。
小说的第三部分是整篇小说的高潮部分，作者描绘了小萨默斯太太在购买长筒丝袜之后的心理和行为变化。通过表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物质过程占50.8%，居于主要地位；心理过程
仅占18.3%，与小说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形成反差；其次是关系过程占20%，存在过程占6.6%，还有少量的言语和行为过程。这一数据表明小萨默斯太太在摆脱心理负担后进行了大量的行为活动。在购买过长筒丝袜后，小萨默斯太太不是朝打折区走去，而是去了女盥洗室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换掉自己原来的棉织长筒袜，穿上新买的长筒丝袜。作者对其心理活动进行了描写：“她并不是在经历什么激烈的思想斗争，或自我解嘲，也不是在力求把自己的行为动机解释得使自己满意，她根本什么也不想。她似乎只是要暂时摆脱操心劳碌的事物，好好休息一下，似乎要任凭某种无意识的冲动来支配自己的行动，使自己不必担负什么责任。”这是第三部分中对其心理活动的唯一一处直接描写，我们通过这处描写可以看出小萨默斯太太平日里背负沉重的责任以至于她此时强烈渴望从中解脱，即使是短暂的自我欺骗和麻痹也是她所渴望的。所以作者在描写小萨默斯太太丢弃她的旧长筒袜时用了“thrust them into her bag”，从这个动作可以看出女主人公对于旧长筒袜所代表的以往对自我欲望的种种克制的厌恶，表明了她渴望从平日里家庭沉重的责任中得到解脱，哪怕只是暂时的。小萨默斯太太脱下旧长筒袜后穿上了长筒丝袜，“生丝紧贴着她的肌肤”就像是“靠在一张加了软垫的椅子上”，她便“纵情享受一下它的奢华”，新的长筒丝袜代表着生活的舒适和美好，也代表着女主人公内心对舒适生活向往的欲望阀门被打开。
小萨默斯太太在购买长筒丝袜后开始了一反常态的行动表现，在描写这一系列行为时，作者采用了大量的行为动词和一系列关系过程的描写，反映了小萨默斯太太开始关闭自己内心责任的阀门来满足自己生理及心理上的种种需求。从责任心解放出来的小萨默斯太太以各种挑剔的姿态购买了一双长筒靴来搭配她新买的丝袜；购买了一双比平时昂贵的更适合她的双手的手套；买了两本价格不菲的杂志；在餐馆吃了一顿惬意的晚餐；去剧院看一场演出。在这些过程中，孩子和家庭再也没有出现过。只是在故事结尾，女主人公从剧院中走出来时，作者从全知者的视角对其心理活动进行描写，“a powerful longing that the cable car would never stop anywhere， but go on and on with her forever”。故事在此处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此处的开放式结尾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小萨默斯太太希望这辆车永远不要停止，因为她不愿意面对这种矛盾而残酷的事实：她把钱花在对自身需要的满足上之后，回家后面对的现实是自己的孩子没有足够的衣物。
张德禄（1998：220）指出，在语言交流中，讲话者需要对及物性系统作连续的选择，用以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经历。在某些特定的情景语境中，对某类及物性结构的选择频率特别高。由此，及物性结构的高频率出现是一种失衡性突出方式。通过对该小说三个部分的及物性过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小说第三部分和第一部分对于及物性的选择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失衡的存在也显而易见。小说第一部分描述女主人离开家前对于如何花销这笔钱的打算，其中含有大量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在如何花销这笔钱上，女主人公的打算紧紧围绕孩子们的衣服和鞋帽，没有涉及自己的任何需求；而在第三部分，存在大量的物质过程的描写，这在写作手法上与第一部分形成对比，第三部分详细地描述了女主人公满足自己对物质需求的过程，为自己购买丝袜、长筒靴、手套、昂贵的杂志及享用奢华的晚餐，主人公完全忘记了孩子的存在，这是又一处强烈的对比，而通过这两处的对比让读者看到了女主人公的生存环境中存在着一对冲突，即家庭的责任和自我的满足，这也是主人公所面临的矛盾；在小说的第二部分，作者用两段文字描述了主人公购买丝袜过程中的心理纠结，这是其内心冲突的表现，对丝袜反复检查，内心来回思量，充分显示了其思想矛盾斗争的过程；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在回家的缆车上满腹心事，希望这辆车永远开下去与她刚出家门时的“斗志昂扬”，要为孩子们买来廉价的衣物形成巨大的反差和对比。
4 . 结语
综上所述，凯特・肖邦向读者叙述了一个家庭主妇一天的购物生活，在看似普通平静的描写中却蕴含了女主人公丰富的内心活动。从此部短篇小说可以看出肖邦对于19世纪女性的身份困惑，即女性在自我满足和家庭责任方面的矛盾心理有着深刻的了解。本文通过及物性系统理论对文本进行深刻的剖析可以发现作者大量运用对比的写作手法对于表现人物的矛盾心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Halliday， M.A.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107.
Kate Chopin. A Pair of Silk Stockings and other Stories[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96： 55-59.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74-151.
凯特・肖邦.一双长筒丝袜[M].葛林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172-177.
万雪梅.当代西方凯特・肖邦研究综述[J].当代外国文学，2013（2）：155.
丝袜文学篇2
当时尚不再是单纯的时尚，经济也并非单纯的经济，人们会从生活的点滴发现时代的变迁。正如“女人裙子越短，经济越繁荣；裙子越长，经济越萧条”的说法，你会发现，女人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预言家。
美国经济学家马布里曾做过一个研究：纽约股市与女性裙子的长度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裙子变得越短，股价就越上涨。因为经济景气，女性心境宽松，就会变得更加开放。
其实，裙边离地高低在20世纪20年代被掌握在巴黎的几个大牌时装设计师手中。尤其从香奈儿的宽松到迪奥40年代末的NEWLOOK，不难看出，除了裙长上略有变化之外，另有重要区别就是宽松与曲线。此后，女性原本的曲线再一次被带回来，让她们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时装上了。
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会发现，裙边长短在20世纪的变化一直高高低低，从长裙到迷你裙，再又落回长裙。几个回合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裙长指数”已经证明它是一个经济指标。
一些社会学分析者认为，在20世纪，女人穿短裙为了展示她们的丝袜，可是当经济不景气时，女人没有多余的钱去支付丝袜的钱，所以便穿起长裙来遮住没有丝袜的腿。
然而，现如今可能有所不一样，因为穿短裙的女生大部分都不喜欢穿丝袜，但会搭配打底裤，甚至有些就直接穿打底裤，短裙也除掉了。毕竟，当今女性的着装品味多元化，跟风已不再是流行，穿出自己才是这个时代的审美。
话说回来，马布里以纽约为据点的“裙边理论”若是搬到东方，就会有点水土不服了。
你看，这两年冬天，韩国迷你裙流行风刮得比过去10年都盛，以前的迷你裙大都30～40cm长，但如今只有20cm左右，几乎达到了“最后的防线”。在韩国首尔东大门的服装店甚至出现了15cm的超级短裙――还不到成人一个手掌那么长。
丝袜文学篇3
张爱玲对衣着的嗜好，起源于她的童年时代。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叙述到：“自小就渴望长大，能抹上鲜红鲜红的口红，穿上有网眼的黑色丝袜!”因为家庭的变故，少年的张爱玲失去了衣着光艳的条件，一件穿了很久的黯红色旧棉袍，使她感到了多年难以平息的“憎恨与羞耻”。“成为一个艳丽动人的女人”，这种渴望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她成名以后，淋漓尽致地流露出来。
从头到脚，先从头说起。
张爱玲的发型是“小卷烫发”。30年代是中国小资的黄金时代，“小卷烫发”是当时最流行的发型，卷发贴着脸颊而下，极为柔美动人。当时的标准美人是樱桃小口柳叶眉，烫成小卷的头发夹于耳后，蓝白印花的紧身旗袍勾勒出优美的身段。
张爱玲的皮肤很白，喜欢涂鲜艳的口红。在衣着上，她更是大胆出位，被人称之为“那个爱奇装炫人的张爱玲”。为出版《传奇》，她到印刷所去校对稿样，整个印刷所工人会停下工作，惊奇地看她的服装。那是她香港带回一段广东土布，刺目的玫瑰红上印着粉红花朵，嫩绿的叶子，印在深蓝或碧绿地上，是乡下婴儿穿的，她在上海做成了衣服，自我感觉非常之好，“仿佛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飘飘欲仙”；其次她参加朋友的婚礼，穿了件自己设计的前清样式的绣花祆裤去道喜，整个婚宴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张爱玲身上；当年张爱玲把《倾城之恋》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时，与剧团主持人见面的那天，就是着一袭拟古式的齐膝的夹祆，超级的宽身大袖子，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头，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在当时，这种空前的装束可是非常的出位。
她的很多服装都是自己设计，再交由裁缝做的，服装界把这类服装称之为：“张爱玲式”。
张爱玲去世后，在她美国的住处，人们看见了她生前穿过的各种时装，有香奈尔风格的圆领大衣、有驼色系腰带的别致大衣、象牙白的改良连衣裙有着典雅的俄罗斯风格……除了纯西式的洋装，还有众多具有中国古典韵味的服装。遗物中还有很多宽大的、颜色鲜艳的腰带。张爱玲很喜欢穿宽大的衣服，再在腰间系一条皮带，她的身材又高又瘦，她是很知道自己怎样穿才会好看的。虽然张爱玲的衣服样式独特，但是价格却很是一般。她在美国的生活一直很拮据，她买衣服的地方都是很小、很低档的商店。
张爱玲爱穿黑色丝袜，丝袜是一种纯粹的女性性特征，它渗入她的生活。她的袜子是偏着紫色调的，有烟紫、青紫、粉紫等。丝袜的强列的颜色，直接成为服装的一部分，达到色彩搭配的强烈效果，在30年代的上海给人眼前一亮的惊艳。
张爱玲对鞋子相当重视，她甚至认为：“无论如何平庸的女人，穿上高跟鞋，都会摇曳生姿的。”10岁穿高跟鞋，是张爱玲幼年的宏愿之一。上世纪30年代，西方人带来的酒杯跟鞋令新女性们趋之若鹜。鞋的款色风格各异，有鞋面裹在脚背上只在脚趾上露一个洞的船口鞋，有花色拼皮的，适合跳当时流行的快爵士Swing舞的，有浅口细跟的，有鞋面上缀蝴蝶结的、3寸以上的“酒杯跟”。张爱玲也是这种鞋子的最早倡导者。
张爱玲从头到脚，都在领导着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新潮流。
她曾经是恋衣狂，热烈地爱，更热烈地写。而当她老去时，历经沧桑，她看透了人世间，不再吃零食，不再买新衣，也极少写字，更拒绝见人，她不再与人发生恋眷或缠绵，她想干干净净地把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这收梢，其实毫不苍凉，只是绝望。
丝袜文学篇4
说实话， 我已经连续好几年在十月这天差不多同一时刻守候在电话机前面等待采访了—今年也有不少国内媒体和NHK电视台等日本主要媒体早早预约—等待就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获奖接受采访。有的已经事先给了采访提纲，如村上作品在中国的发行情况、村上作品的特点以及何以在中国走红等等。于是我用汉语和日语分别打了腹稿，专等电话铃响起张口就来。不用说，结果年年落空。不过今年并未完全落空，因为获奖者是莫言。若村上获奖，我作为译者脸上有光，使得我从“小资”作家的译者，一下子蹿升为大牌诺奖作家的翻译家；而莫言获奖，我作为中国人脸上有光，使得自己从眼巴巴酸溜溜的“他者”变为扬眉吐气顾盼自雄的“当事者”—事情很简单，村上再好也是外国人、日本人。
没想到采访还是接踵而至，或要我发表感想，或问我是否认识莫言和看过莫言哪几部作品。最后渐渐聚焦于一点：莫言这次获奖是不是因为翻译得好。
是的，据说此前中国作家拿不到诺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翻译得不好。毕竟瑞典学院十八位院士之中只有马悦然一位懂汉语。其他人都要通过翻译阅读莫言—翻译即莫言，译本即文本。记得作家毕飞宇说过，文学翻译不同于“文件翻译”。后者“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翻译，文学翻译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翻译，骨子里是写作，一种很特殊的写作。”换言之，“文件翻译”大体译出字面意思就可以了。相比之下，文学翻译更要译出字面背后的东西，即要译出文字中潜伏的原作者的喘息、心跳、体温、气味以及节奏和音乐感。而这谈何容易。说夸张些，翻译既可成全一个作家，又可毁掉一个作家。在这个意义上，诺奖评审的确不是原作间的PK，而是译作间的比拼。幸运的是，莫言作品的译者应该都很够档次。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透露，莫言多数作品的翻译均出自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先生之手，“其精准程度令人信服”。评论家栾健梅也在其博客中写道：“在如今的英、法主流阅读市场，莫言作品的翻译无疑是最多的，也是最精准的。而这，也令众多当代作家羡慕不已。”说白了，假如没有好的翻译，莫言的作品再好也休想捞到诺奖。翻译绝非林语堂所说的好比女人大腿上的丝袜，丝袜再好，曲线美也是大腿的。至少就诺奖评审而言，翻译即大腿，即曲线美。
但另一方面，莫言作品中也有不必翻译的部分。那部分是什么呢？窃以为就是忏悔和救赎意识，这是其作品的灵魂。灵魂是不需要翻译的。
年纪稍大些的人都知道，“文革”期间和那以前有“家庭成分”之说，农村人一般分为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地主五种。我不知道莫言属何种“成分”。但既然莫言曾经参军，那么肯定不会是地主或富农成分。而他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却为地主喊冤—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地主西门闹认为自己有地产而无罪恶，死后在阴曹地府尽管受尽酷刑，但仍不屈不挠地喊冤叫屈。这意味着，作为非地主阶级出身的作者通过作品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对灵魂的拷问和忏悔。在新作《蛙》中，主人公“姑姑”作为妇科医生，曾给许许多多婴儿接生，是守护新的生命的天使。同时又为了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给无数孕妇强行引产，造成过“一尸两命”的悲剧。那些被引掉的婴儿和死去的孕妇后来化作无数青蛙向“姑姑”复仇。“姑姑”最终嫁给了擅长捏泥娃娃的郝大手，以期通过那些栩栩如生的泥娃娃使自己获得灵魂救赎。那当然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忏悔意识。
应该指出，忏悔意识和灵魂救赎自觉正是很多国人所缺少的。大多情况下我们更倾向于委过于人、委过于体制、委过于历史和文化传统。而莫言拒绝这样做。就凭这一点，他就有足够的资格进入世界级文学家的行列。我想这有可能是莫言获奖的最主要的理由。
同样的理由还应该有近乎黑色幽默的比喻。他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这样形容吃高粱面饼子时的生产队长：“只有两个腮帮子像秋田里搬运粮草的老田鼠一样饱满地鼓着。”
丝袜文学篇5
我没找到过教人做妈妈的书，可是我在这方面有些天赋。最初，我做了布娃娃的妈妈。那个布娃娃叫阿婷，圆脸红裙。我给她编八条小辫子，乍一看，就像头上排满了电线。我还用彩纸给她做过一条披巾。可惜摆弄久了，她的胳膊掉了，再后来头也不知去向，变成了无头独臂的怪胎。阿婷消失后，我再也不想要布娃娃了，觉得意义不大，因为布娃娃太省事了，不需要催她快点把汤喝光，也不需要叮嘱她别睡懒觉、别忘了带手帕。一天，邻居小燕来求我给她编小辫，我突发奇想，说要给她当一小时的妈妈。
小燕爽快地答应了，像真的一样，一口一个“妈妈”地叫，但在这亲爱诱人的称呼间加入了许多新要求。
“妈妈，右边的辫子重编，太高了。”
“妈妈，把你的紫色蝴蝶结给我用用。”
“我口渴得很，妈妈，有没有酸梅汤？”
“你手太重了，怎么搞的，妈妈连这都不会做？”
这一小时的实践让我吃足了苦头，我被这娇“女儿”指挥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当她让我洗盛酸梅汤的茶缸时，我跳起来大叫：“时间到了！”
我想怂恿小燕也当一小时的妈妈，让她也尝尝当妈妈的滋味，不料她毫不犹豫地说：“我一辈子不做妈妈，我怕小毛头撒尿。”
正说着，妈妈回来了，她打量着乱糟糟的房间，立刻卷起袖子去洗盛酸梅汤的茶缸。小燕暗笑，说：“还是做女儿好，做妈妈太辛苦。”我怪她太懒惰，正巧妈妈问：“谁把茶缸磕掉一块搪瓷？”
“不是我。”小燕说。其实是她刚才做女儿时发脾气用力在桌沿上敲了一记弄掉的。她见我想开口，抢先一步说：“弄坏时你是妈妈，全怪你。”
那个缸子是妈妈的心爱之物，可她却没法大喊大叫，就因为她是妈妈。
从那天起，我就不再急巴巴地想做长辈了，也情愿不穿丝袜，情愿只用锡纸做一枚假戒指了。
丝袜文学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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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防水台的高跟鞋扔出去，娱乐明星无人不落水。从这个设计一开始的出现，就存在明目张胆的慌报身高企图。九头身作为时装设计师案头上完全违反自然规律的工作，导致高跟鞋从路易十四到现在，一直在刻意地寻找现实中可实现的机会。到亚历山大・麦昆的“蹄子”造型出现，时尚高跟鞋是不是已经走到了濒临踩高跷出场的地步？还记得在这类超高高跟鞋初登T台和明星红毯的时候，许多专家从各处通过不同的方式，发出了对人类健康的担忧。然而这股热潮如狂风大浪，排山倒海，至此，已经彻底推翻了人类身体比例，这种不可能的理想达成，根本拒绝现代科学的介入，仅仅是通过时尚就完成了，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质疑时尚的影响力？因为专家们也早就已经闭上了嘴，直到各个普通乡镇，还未完备的半水泥、半石子路上，也有三五个妙龄女子踩着加厚鞋底的高跟鞋小心翼翼地行走，健康专家们的权威建议终于宣告彻底破产。
自然，是在一种不可药救的流行狂潮中，这种“自带领奖台”的高跟鞋已经不仅仅是女明星或特殊行业的装备，良家妇女单纯地被某一种流行感化，并自愿地参予其中，时尚才真正获得它在这个时代存在过的证明。也是这个原因，代表前卫和先锋时尚潮流的明星，跟普通的乡镇名媛合成一体，不分你我。
从审美上来看，正统高跟鞋款式（尖头、细跟）的神秘和暧昧，从而隐含着的性态度，已经彻底地在那鲁笨的防水台上崩溃，前者是蜻蜓点水的移动，后者是拖拉着一块鞋板在挪动，光凭物理事实就很容易区分它们的美感与否。所有自诩或被称为女神的姑娘们，一旦踏上这座“领奖台”，她们的脚腕也不太灵活了，此时必须得放弃成为“女神”必备的条件：轻盈与性吸引力。不管自以为对这类防水台驾御得多么自如，依然不能从整个举止行态中摆脱失衡的危胁，就是一个瘦得飘飘然的女星登上去，也像个笨伯。 惊心动魄的透视
在刘嘉玲于今年早春的香港金像奖红毯上，以一袭透视套装亮相开始，全体女星在整个上半年，都迅速地将裸露从上半身向下半身转移。透视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流行，设计师们必须得在“裸露”这个永恒的时装主题上寻找新意。裸露的永恒主题在时装界，就如性是文学不厌的主题，在这一点上，它们追求的东西是相一致的。既然透视与性的必然联系，就很值得我们琢磨到底为什么裸露从上半身的任务变成了下半身的任务。当然，推陈出新是时尚的第一宗旨，假若娱乐摄影师总是被那些32F、刚入行的年轻女艺人们摆弄，编辑也不得不在为了横扩的胸部而加大版面的使用，时间一长―漫说审美疲劳，就是保持一个动作的性关系，也有折旧率，新闻价值也就递减了，没什么稀罕的。从娱乐曝光的潜规则来看，好像是这样。
在刘嘉玲开启这个“下半身”运动之前―时间无法确定，但确实是在“金像奖”这样隆重的场合以及以她深受观众好评的穿着品位来说，她引起的反响是最容易见到的，娱乐狗仔的摄像镜头是通过“偷窥”的方式，用一种十分猥狎的目光，去捕捉那些坐姿不端，而又爱穿短裙的女星的“内在”的，这种互动实在太不健康，捕捉的人不能澄清罪恶，被捕捉的人也多少有点像是无辜的人担了淫秽的罪名。由而可见，这种向下半身转移的透视，简直是以一种挑衅的姿态面对广大观众的（我们宁可这样理解刘嘉玲挑衣服的方式），这个（品牌名）一再被重复的款式，在社会上并非没有支持的背景：比如前段时间在地铁上举牌“抗骚扰”的微量活动。但我们无法判断这种“坦白”本身，会不会有拒绝肢体触摸骚扰，但是同意目光骚扰的意思？一旦亮出内裤底线，事情就很难说得清楚了，这是众所周知的。 龙袍中国风？还是不要了吧
走上国际红毯的女星，总是能用“中国风”的改良式旗袍来一再引起注目，因为普遍欧洲人很难在短时间内辨别两个中国人有什么不同，就像很多中国人一下也指不出两个金发碧眼的区别一样。那么，使用中国风这种民族元素是非常有效率的，就跟奥运会开幕式上扛着国旗列队而过的国家代表一样。在巩俐的时代，穿着有各方面的限制，名牌也没现在这样热衷于讨好明星，礼服就指望手艺好的本地裁缝的情况下，选择这种风格实在是低成本高回报的好办法。再到谋女郎第二代章子怡，也用肚兜儿致胜，考虑到她当时还是一位收入还不怎么高的新演员，也算得上是一个有效思路。再到了范冰冰，不是通过电影作品而走向世界，而仅仅是横刀立马直杀向巴黎时装周，一袭龙袍果然杀出条血路―按结果论胜败，也是胜的。
但是，直到今天，中国风如果依然是欧美观众认识中国演员的主要线索，那只能说明我们的电影还有非常辽阔的上升空间，也说明另一个更惨痛的事实：除了老祖宗那点老本，我们从未有在哪怕是形象上流通于世界的创新。从小妾似的肚兜登上大雅之堂，把古装闺房秘事作为着装的一个卖点，到身穿斜肩龙袍的女星，实质上有什么不同呢？对于需要认识这个区别的外国人来说，他们根本无法领会中国女人从妻妾宿命向御驾亲征的女帝王转变的心路历程。象征性的龙袍，又或是立领的改良旗袍，只是故意在跟时尚唱反调而已。 夏天里足以灭顶的
黑丝袜
黑丝袜引出来的文化解读十分丰富，当然，也是紧紧围绕着性的存在的。在更早些的时候，这种袜子（尤其是鱼网袜），同时是街头性工作者的标志和朋克运动的装备，两者在性诉求上相同。只不过前者是以性交易为穿着目的，后者是以叛逆的意识形态来批判社会现实，本质上不一样，所使用的工具和服装偏好大致相同。粘附在这个单品还有很多心理学上无伤大雅的病态：恋足癖、SM等。但是，当黑丝袜成为女人衣橱里必备的单品时，黑丝袜所包含的特殊符号就被日常化了。
既然黑丝袜已经日常化，就按日常化的方式来观看好了。真正日常化的丝袜是肉色，它的主要功用是美化裙子下面的腿部肌肤，天知道二战之后，女人们怎么突然对于腿部的肌肤状态有了苛求，不过也可以理解成在那个现代职业女性裙子变短的交界处，丝袜以一种似有似无的方式，衔接着装道德的空隙。到六十年代，彩色丝袜是“第二肌肤”，当那一阵“装嫩潮”随着时代过去而过去，只留下了黑丝袜，它不是装嫩，而是标明女人成熟。如此这般，它在当下的时装舞台上，像一个老而不死的幽魂，跟“第二肌肤”没有关系，跟性革命也失去了联系，就是普通寻常到，可以让一个女星看起来缺乏自信心。
在一个闷热的夏天，气温在北京飙高到40℃以上，一批黑丝袜出现在观众们的眼前，无疑是火海里送炭，有落井下石的嫌疑。黑丝袜在娱乐亮相场合上出现的机会，还有可能是因为女星们普遍有不安全感（同以上“下半身裸露”风潮相反），仿佛黑丝袜的黑，可以带来安全感……可是，也有一些偷拍图证明，白内裤的白，也会破坏这种安全感…… 燃烧吧！烈焰红唇
《烈焰红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梅艳芳一首很出名的歌，这就让我们大概知道红唇的复兴，是由什么时候开始，又保持了多长时间。前两年，在范冰冰、霍思燕这一批女星抢滩国际时装周的时候，红唇像鲜红的国旗飘扬，再加上刻意的中式妆容，中国女星在国际时装周上的寂寞，也足以体现这种强烈色彩有多么耐人寻味的戏剧性。时间悠然过去许多年，这股风潮居然还不能退去，但凡是明星出席的场合，必有“复古红唇”的标题，媒体和妆容时尚都有点卡住了，时间在女星妆容时尚这里，也凝固了。
对于这种妆容，曾经有一位女明星如是解读：“我希望，他们注意到我的说话。”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的红唇，不是挑逗的方式，而是女明星这个类群思想觉醒与反抗“花瓶”偏见，争取做意见领袖的时代。验证这一点也不难，随便查看明星的微博，我们就可以看到，宣传和推销是一部分内容，一部分内容是“如何生活”的喻言和直白的示范，感恩与幸福的词出现频率如此之高，令人不由得怀疑，她们真的掌握了什么秘密。
在日照很强的巴黎某一广场下，红唇的出现确实是不允许别人转过头去的。这种强烈要求点赞的野心实在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可是手段一再重复，这种追求或坚持某种风格已经没有关系，再好吃的东西，也不能让人吃到吐不是？ 齐留海，东方宝贝撒呦娜拉！
“东方宝贝”是殖民时期，殖民者对中国姑娘的一种称呼。 这个称呼指出的所有生存状态跟“苏丝黄”一样，从依附自家人，到在外来人那里寻找新的机会，按照这种愿望，对自己的形象做了一个调整，这个调整的重点是要强调“东方”视觉。但我们不是要说，齐眉留海等于“东方宝贝”，只是在看到白灵或者张咪这类资深留洋明星的齐留海，多年来盘踞不去，连靳羽西也才在早些年更换了她顽固的“中国娃娃”发型，这类齐留海是以某种奇妙的方式引导我们想象她们在国外有类同的奋斗模式。
在已经很安全的当下，“东方宝贝”现在有了新的继承者，那就是吴莫愁。国际化的形象交流中，齐留海为什么经常会成为亚洲人的形象语言？从不肯长大的草间弥生，到安娜・苏等等，即使是年过半百。但凡在这波“波波”头齐留海的回流里中过枪的，大部分都只承认这是“波波”头，而不是民国女学生的发型，虽然有时候，它们被处理得差别不是很大。而大部分拥有过齐留海的人，都隐约能回忆起，一旦掀起齐留海，整个人突然老了好几岁的恐怖感觉―这个问蔡依林就最合适了。
女明星群里的减龄主旋律与亚洲男人对“雏”源远流长的偏好历史不能分开，一个女人老了，她在市场上的流通价值就自然降低，顶好是好好在家里吃斋念佛，不要再出来娱乐圈混了。接受这种暗示，而处心积虑地让自己看起来更年青并且保持齐留海不肯放的女明星，注意了！她们等于是替所有的女人接受了性别年龄歧视。另一方面，对于齐留海不肯撒手，是对自己有多么不自信呢？ 槟榔妹
台胞独创的一种职业“槟榔妹”，主要是通过改造年轻女孩的着装，可以把槟榔的销售翻上好几十倍。做这种造型实在不需要了解时尚，只要了解男人的心理就可以。在娱乐圈，同样的操作手段使用于刚出道的小明星们，主要出现在香港和台湾（当然，还是他们最擅长）。这类造型主要是清凉，不管春夏秋冬地清凉。与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性感多有不同，这是一种被加置的性诱惑。性诱惑与性感截然不同，前者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诉求，是对一种手段的描写。性感则是撩拔，在有限的场合展出，而且不追求具体的目标。
通过把槟榔妹造型从娱乐圈里区分出谁是新出道的，是一条准确率几乎达百分之百的标准，而且也几乎可以百分百地断定，这些妹子前途扑朔迷离，不排除在遍尝圈内所有类型潜规则之后，事业也没有一点起色。作为娱乐消费者的一员，应该感到被冒犯，因为槟榔妹出现在高收益的娱乐圈，很有那种要把受众等同于嚼槟榔的市井之徒，牙齿有洗不掉的污渍，而且随地吐痰的不文明习惯是很难改过来的了。
当台湾与香港的娱乐行业纷纷转向大陆市场的时候，在许多曾经在本土成功过的操手，利用往日辉煌的经验，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大陆的娱乐行业，正如他们本土起步时一样，所以，使用手段的手段也是一样的，好像亚热带的季候风能移植到内陆板块上一样。成功的希望在渺茫的未来，但是已经破坏了一种着装风气。 春晚STYLE
真正对中国人民有深入影响的，不是什么时尚杂志，乃是一年一见的春晚。春晚主持人从八十年代的朴素，到近年与时俱进，实实在在地是在节目质量跌到不可挽回时，通过主持人的着装来挽回了一点娱乐价值。尤其是随着网购的兴起，近年来，凡是春晚结束之后的那个钟点，淘宝必现出几个瞩目的热搜词，在搜索栏里打的那几个字，都是不能等到过夜必须要买的衣服。
春晚STYLE是一种什么STYLE呢？跟江南STYLE一样自有国家与地区的明显标志。庄重、高雅、大气而且主旋律，男的像孝顺的新郎，女的像贤惠的新娘。首先，不能像普通的女明星那样直露三点四点的，即使是被邀请上了春晚的女明星有露装前科的，也要痛改前非，猛地要端出一股“要学好”的架势来，以免全国人民跟着学坏了。就是时尚这个词用来跟春晚连接，也有一股“立正敬礼”的味道，马上跟他们欧美帝国主义撇清了关系。
但是随着春晚上能产生热卖款的同时，山寨的着装丑闻不止一次追着春晚著名主持人。这倒是要怎么解释才能保持一贯的价值正确呢？欧美时尚名牌尽管来吧，东莞虎门的仿制工作夜以继日地运作，你们忙你们的，我们忙我们的……最后，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春晚STYLE，就是狡猾的名牌消费者的人民代表。 金灿灿土豪自领
过期乡镇夜总会
自打新版《了不起的盖茨比》公映以来，它从一开始就有预谋地与时尚联手，企图要把爵士年代金灿灿的背景，重新植入当代场景。这种光复的野心不能说不苦心孤诣，是年国际时装周T台上，许多品牌，不只是赞助该电影的品牌，多少都抱着有些犹豫的心情，在当季度的礼服系列添加了几件光灿灿、黄澄澄的摩登礼服，尤其是以马克・雅各布借鉴这个思路最为彻底。与此相呼应的是，倒霉催的苹果5S在中国的上市，金灿灿、黄澄澄的外壳，据说是专为中国用户设计的。彼时，各种各样的资讯汇集成流，坐实土豪国籍非中国莫属。
土豪的褒贬还未定性，明星们已经开始“土豪自领”的着装行动，金灿灿、黄澄澄的长礼服出现在各种公关场合，款式当然则不局限在“摩登年代”，横扫未来主义、希腊风、清新森女风等一切时尚牛鬼蛇神，就连处心积虑要做仙女的也不妨来一条金灿灿、黄澄澄的大摆裙。虽然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颇有相似之处，但并不等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流行的时装，依然适用于当下的中国，就跟当时的政治手段不适用于当下一样的道理。
俗气每每因为复古就以为摆脱了俗气，这绝对是当今时尚界的一大认识谬误，导致没有创新，只有一再地重复过去，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然后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士高等等，实际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坏品位，放到眼年当下，依然是坏品位，包括豹纹、紧身裤等这一类东西。在我们的社会场景，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只是文人雅士投笔下海，还有许多渴望改变命运的乡村女郎下了海，前者成了客户，后者是服务行业的崛起代表―这就是金灿灿、黄澄澄的复古之源，那时，他们的幕帘都是金的。 外套假穿
在千颂伊和都教授故事结束的最后那一章，回了外星的都教授重现千颂伊的红毯现场，将一件男士外套披在她的羸弱香肩―的这个场景，应该把所有“外套假穿”在亚洲的流行结束。一个真实的言情想象与一个虚构的完美情人，在时尚的现实中体现得最深入的，莫过于这种横行霸道的“外套假穿”一类的。自我欺骗是人类的一种自慰本领没错，可是在女星的穿着上不加修饰地一再使用，就只好说是道出了集体的“空虚寂寞冷”。
当然，有另外的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外套假穿”是在表达一种女汉子姿态，跟旧时的假披外套的名媛不一样，在绅士已经死绝了的世代，要想好好活下去，就得自己动手给自己披一件假外套。好像披了这件假外套，所有的内在都会被充实了似的。
丝袜文学篇7
【关键词】艺术教育；康复；课程
福建省龙岩市特殊教育学校积极落实2014年教育部颁发的《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注重学生的发展需求和艺术活动相结合，注重艺术教育在学生身心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开展艺术教育与康复提供有力保障。学校近几年从全国各地高等院校招聘了一批按摩、美术、舞蹈、计算机等专业人才，同时聘请多才多艺、精通民乐和曲艺的专业教师及美容、手工（串珠、十字绣）等技能教师。采取“请进来”和“送出去”的办法培养“双师型”教师，抓好职业教师和康复教师专业化发展工作。同时，学校建立了“分管领导—教导处、教研室—教研组”艺术教育教研网络，要求每位艺术教师都必须为每个学生在不同时期定制不同的教育方案，努力寻求艺术教育与康复训练相融合的途径，坚持为学生量身打造舞蹈（聋生）、器乐（盲生）、书法、绘画等特长教育课程，努力开创艺术康复特色办学新局面。
一、舞蹈———突出分层训练
舞蹈类课程，主要包括音乐律动、舞蹈等。教师从特殊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出发，进行分层训练，通过精心编排的舞蹈增强学生自信心。学校配备两位专职舞蹈教师，在聋部开设舞蹈课和舞蹈兴趣课，成立舞蹈队，对舞蹈特长生进行形体和民族舞蹈等舞蹈技能的训练；在培智部开设唱游与律动课，针对智障儿童的不同差异，开展音乐视听、节奏模仿、旋律演奏等音乐康复教育。学校学生的文艺节目多次参加国家、省残疾人文艺调演，在各类舞蹈竞赛中荣获一、二等奖。
二、音乐———给予美妙体验
学校将音乐和文学相结合，让学生在文学和音乐中感受美和实践美。歌舞、说唱、戏曲、童话剧、音乐剧、配乐诗歌朗诵等，都是音乐与文学结合的良好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逐步培养孩子的各种感情，给学生更多的生活体验。学校重视挖掘盲生在音乐、器乐方面的潜能，盲部每周开设3至4节的音乐课，还开设了古筝、二胡、笛子、树叶吹奏等乐器课。通过让盲生触摸键盘、拨弄琴弦、吹奏管叶，聆听美妙旋律，与大自然交流，与同伴合作，增强触、听觉功能，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增强盲生的自信心，康复盲生的心理，愉悦盲生的身心，丰富盲生的精神生活。一方面学校定期开展艺术节活动，为盲生提供展示自己的机会；另一方面加强对有潜质学生的个别辅导，培养一批音乐特长生。对于中、重度智障儿童和自闭症儿童，疏导和管理情绪是很重要的教育内容。学校在培养他们最基本的生存能力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学生认识美、感受美、欣赏美的能力的训练，提高他们的生存质量。我们开设了唱游与律动课程，对言语障碍儿童，在唱游中促进呼吸发声、共鸣、构音，提高语言能力。对于社会适应障碍的儿童，采用集体游戏和律动，使他们在音乐的氛围中体验集体合作的默契。对个别有潜质的学生，进行二胡等乐器的个别训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校成立合唱、舞蹈等兴趣小组，充分创造条件让智障生有机会上台表演，展示自己，培养他们的自信心。
三、书画———培养个性特长
近几年，学校根据聋生的认知特点开设书法课，取得了显著成效，学生参加国家、省、市、区各级书法比赛有60人获奖。学生的美术、手工作品参加省、市、区级比赛多次获奖，得到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一）开发书法校本课程
学校自2008年起进行聋校书法校本课程的开发研究，设置书法校本课程计划，拟定实施方案，在全市特教学校中率先开设了书法课，以“端端正正写字，堂堂正正做人”为宗旨，对聋校书法教学进行积极探索。组织开展每周两课时的书法兴趣小组活动。在书法教学实践中，充分发挥书法教学的育德、启智、修心、审美等功能，着力培养聋生的良好心理品质，促进学生德艺相长，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开展聋生写规范字、工整字活动。语文教师和书法教师加强对低年级聋生良好书写习惯的培养，使学生学会正确的写字坐姿和握笔姿势，掌握正确的书写方法，做到规范、端正、整洁。另外，坚持每天开展20分钟的“天天练”活动，积极开展写规范字、写工整字竞赛活动，班级张贴学生优秀写字作品，举办学生书法作品展等，切实提高学生的书写水平。成立学生书法社团。2011年3月，学校成立了书法社团——小荷书社，有35名聋生书法爱好者入社。小荷书社每周一辅导，每月一笔会，每季一参观，极大激发学生学习书法的兴趣。社员的作品参加区、市书法作品展，12人分别获得一、二等奖。
（二）进行个性化美术教学
学校在实施美术教育时，依据“最近发展区”原理，对不同残疾类别的学生设定不同的教学内容，进行分层教学、因材施教。1.儿童画：面向聋部、培智部中低年级学生及盲部低视力学生实施儿童画教学，以培养孩子天真的、富有节奏感的色彩感觉，培养孩子在直观感受下的造型、色彩构图等能力，发展儿童的观察、思维、想象和创造能力。2.素描：聋部高年级学生学习素描。素描是美术基础，注重技法的学习与运用，可以开发学生的认识与表现性，提升学生的绘画能力。3.国画：中国画是我国的艺术瑰宝。聋生在高年级开始学习国画。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画基本技巧，陶冶学生的爱国情怀。4.动漫：聋部高年级、高中学习电脑动漫制作。5.油画：聋高中部开始学习油画，掌握油画的基本技法、创作方法，感受色彩美。6.手工艺制作：主要有陶艺、串珠、布艺、丝袜花、十字绣、剪纸等。陶艺是手、眼、脑协调互动的过程。在陶艺制作时，学生的手部小肌肉协调发展，能促进左右脑的活动。儿童的智力发展起源于动作，学陶艺不仅可以开发残疾儿童的智力，还可以发展他们的感知力、观察力和创造力，提高动手能力。在培智中低年级、聋低年级、盲中低年级开设每周两节的陶艺课，让学生在反复的欣赏—操作—再欣赏—再操作的过程，提高个人艺术素养。串珠、布艺、丝袜花、十字绣、剪纸等作为兴趣课进行教学，也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取得很好的康复效果。
四、园艺———促进社会化发展
学校在培智高中部开设园艺课，让学生参与花卉栽培和园艺管理，如播种、扦插、上盆、种植、整地、浇水、施肥等活动，培养良好的沟通与合作精神。智障生通过欣赏鲜花绿树，感受园林艺术之美，既陶冶了情操，又掌握了社会化技能。学校以书、画、琴、茶、食、歌、陶、艺、舞等课程活动为载体，让学生沉浸在艺术教育活动中，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自然而然地得到身心的康复，受到艺术的熏陶。学校被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残联授予“福建省特殊艺术人才培训基地”等荣誉称号。
丝袜文学篇8
一、传奇的一生
三毛,原名陈平,1943年3月出生于重庆,六岁时随父母迁居台湾。她在上小学后就开始偷读鲁迅、老舍等文学大家的“禁书”,以及《红楼梦》、《简爱》等“闲书”。初二时因数学老师对她的羞辱,无奈选择退学,她因此患上自闭症,甚至曾割腕自杀过。此后七年里,父母成了她的老师,指导她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英语,后又幸遇良师顾福生教她画画,文学与艺术的熏陶为她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2年,17岁的三毛就把处女作《惑》发表在《现代文学》上。随后,她进入台湾文化学院哲学系旁听,但她并没能在这里找到解答人生困惑的答案。美好的初恋无疾而终,这一重创使得她远赴西班牙求学。后转入德国歌德学院学习。两年后回到台湾,与一德裔男子相恋,不料未婚夫竟在结婚前夜心脏病突发猝死。伤心欲绝的她只得逃离伤心地,重启流浪旅。在撒哈拉沙漠,她与深恋自己七年的荷西共结连理,三毛由此重生,并开始了她的创作高产期。六年清苦却幸福的生活终因荷西的意外离世而画上句号。
孤苦的三毛最终回到了台湾,为父母和读者活了数年后,于1991年1月4日的凌晨,用丝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热爱生活却最终舍弃生命的她,让爱她的人痛心不已。
二、我笔写我心
三毛不仅是个有故事的人,还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纵观她的作品,我们惊讶地发现:故事的主人公只有一个人――“我”,即三毛本人。也许有人会认为她的作品没有社会责任感,但三毛的率真让她成功地扮演了“生活自录者”的角色,也使她的作品独树一帜,深受读者的喜爱。
在三毛的处女作《惑》中,她用略显生涩、哀伤的笔调描述了迷失“自我”的迷乱和孤独,她自称这种迷失来源于“乡愁”。
《雨季不再来》记录了三毛早期创作时内心的困惑和对人生的感伤,与世隔绝的生活使她极度渴望得到别人的关心和重视,于是她把这种内心的渴求融入到创作中。
提到三毛,便不得不提她的撒哈拉之旅。在一次偶然翻阅《国家地理杂志》时,三毛便找到了她前世回忆中的故乡――撒哈拉沙漠。
在《撒哈拉的故事》中,三毛用她的笔“画”出了这片遥远地域的壮阔与绮丽。她在这片“故土”上与荷西幸福地生活了六年。他们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苦,但两人骨子里的浪漫和率真却把日子过得温馨而充满情趣。
婚后的三毛开起了自家的“中国饭店”,“可惜食客只有一个不付钱的。”
荷西送三毛的结婚礼物竟是“一付骆驼的头骨,惨白的头骨很均匀整地合地一起,一排大牙齿正呲牙咧嘴地对着我。眼睛是两个大黑洞。”
寒夜里,她觉得“夜,像一张毯子,温柔地向我覆盖上来。”
这些作品在内容上一改往日的迷茫感伤,显得豁达、洒脱,语言生动浅显,感情真挚。这种文风上的转变不仅是因为阅历的丰富以及写作技巧的愈发纯熟,更多的是来源于荷西对她那羡煞旁人的爱。他们的爱亲密有间,尊重对方并保有自己独立的个性。三毛曾这样说过“我心灵的全部从不对任何人开放,荷西可以进我心房里看看、坐坐,甚至占据一席,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角落……”正是在这种不失独立、自由的爱让三毛在生活和创作中都能充满创意,游刃有余。
荷西的意外离世再一次改变了三毛的人生,而她的创作题材也有了很大改变,侧重于在行走中记述着街头巷尾、乡土人情,但在内容上更为开阔、多元化,仍不失为打动人心的好作品。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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