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留了，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但这“八项主张”的起草人是谁，却鲜为人知，他就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
宋绮云，江苏邳州人。1920年7月，16岁的宋绮云徒步200公里，到淮阴投考江苏省第六师范学校。录取后，为了赚钱缴书籍费，他到茶馆里挑水烧火。在校期间，他勤奋好学，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毕业后，在土山小学任教，利用“关公屯兵土山”的故事，积极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大事。
1926年10月，宋绮云接到同乡郭子化的信，让他到武汉去投考黄埔军校，就读黄埔军校第六期时，他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成绩特别好。在郭子化的帮助下，他于1927年3月6日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后，湖北军阀夏斗寅和四川军阀杨森互相勾结进攻武昌。为了反击敌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编为中央独立师，归叶挺指挥。宋绮云编在第一团，和李超时、曹桂峰一个班，参加了廊坊战斗。
胜利后部队回到武汉，编为第四教导团，在的领导下，前去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后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未到，于是组织决定：凡是暴露身份的北方共产党员，立即离开部队。宋绮云按组织要求和石玉如、张凤石等人到了南京。
通过张凤石的亲戚介绍，宋绮云打进南京警察局，很快当上了大队长。在开清凉山党小组会议时，宋绮云身着黑色警服，手戴白色手套出席，不明底细的人，怎么也想不到这是党的秘密会议。后来党中央派孙津川同志来筹建南京新市委，清凉山党小组积极参与工作，群众运动又轰轰烈烈发展起来。
由于出现了叛徒，宋绮云得到敌人要逮捕市委农运书记宋日昌的消息，连夜赶到宋日昌的秘密住处让他转移。鉴于宋绮云身份有暴露的危险，组织决定让他回乡。这时，徐林侠已当上了邳州的妇女会会长，李超时担任工会会长，在他俩的支持下，宋绮云当上了公安大队第二中队长。接着，他们积极发展党员，成立了邳州特支，宋绮云为组织委员，李超时为特支书记。
在特支的领导下，打土豪的群众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商团团长杜忆远和恶霸地主陈士髦都被抓起来，吓得周围土豪劣绅纷纷外逃，革命形势高涨，邳州一时有“红邳州”之称。这时宋绮云和徐林侠在革命活动中，结成了革命伴侣。
1929年1月，江苏省党部派段木桢来邳州“”，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宋绮云被迫离开家乡到北京。在共产党员刘亚民的帮助下，他到北京大学文学系做旁听生。为了维持生计，他经常给《大公报》撰稿。后来，在陈子坚的引荐下，他来到南阳杨虎城的部队，担任《宛南日报》主编，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
1930年11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杨虎城奉之命率师返陕，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宋绮云亦随军到了西安，担任杨虎城的西北军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总编。
为了办好《西北文化日报》，同时也为了便于开展党的活动，宋绮云先后安排了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报社工作，例如邵幼和、丁毅枕、周西林、曹冷泉等，这些有较高革命觉悟和斗争经验的同志，便是《西北文化日报》的基本队伍。
有的同志不能长期在报社工作，宋绮云就让他们以《西北文化日报》记者的身份到全国各地走动，例如中央互助会负责人王鲤泉来西安，就是以《西北文化日报》记者身份活动的；潘自力从国外回来，是以《西北文化日报》记者身份越过大巴山，到达川陕苏区的；毛泽民则以《西北文化日报》记者的身份顺利地到达了新疆。
为了开辟川陕苏区交通线，宋绮云派经常给《西北文化日报》投稿的武志平，以三十八军参谋的身份，带着军长孙蔚如的亲笔信，去川陕苏区联系。临行前宋绮云语重心长地说：“过去我们曾派人与红四方面军联系，但都杳无音讯。你有很多有利条件，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武志平化装后从汉中出发，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大巴山，经历了千辛万苦到达红军驻地。接上关系后，红四方面军即派政治部副主任徐一新随武志平回到汉中，与杨虎城将军的代表孙蔚如和谈，于1933年6月签订了“巴山为界，互不侵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巴山协定》。从此，西北军与红四方面军有了友好往来，红军需要的医药、报刊、军用地图、情报资料和其他物资，源源不断地从西安运往苏区。
日军入侵华北以后，卖国投降，秘密签订了《何梅协定》。宋绮云连夜带领进步工人翻印《何梅协定》原文，并撰写按语，邮寄散发给西北各地的学校和各界知名人士，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揭发和声讨妥协卖国的滔天罪行。
当为“围剿”陕北红军专程来西安时，西安各大报纸都按反动当局规定，在头版头条用特大标题报导了“中央社”的消息。而《西北文化日报》在宋绮云的授意下，把它安排在第二条的位置上。不知何因，文中的“蒋”字没有草字头，标题为“将委员长飞抵西安”。当天的《西北文化日报》畅销一空，人们争相传阅，“蒋委员长丢掉脑袋”一时成了全城的议论笑料。邵力子怕此事被知道，压下来没敢追问。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主张受到了杨虎城将军的热烈欢迎。为了做好党的统战工作，中央派谢华、徐彬如来西安，与宋绮云联系，遂成立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谢华为书记、宋绮云为委员。
西北特支成立后，建立了抗日爱国救亡运动的公开领导机构――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会”。特支成员都参加“西救会”的领导工作，宋绮云任宣传部部长。在特支的领导下，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在工人、学生中开展起来。
为了联系的方便，宋绮云在环境优美、景色宜人的莲湖公园办了“莲湖食堂”，经营西餐，由于公园人来人往，很能避人耳目，起到了联络站的作用。东北人士高崇民、车向沈、张兆林等人，在“莲湖食堂”联系各界，成立了“东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东救会”。从此，“东救会”与“西救会”互相呼应，多次举行声势浩大的聚会和游行，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1936年10月下旬，又来西安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宋绮云为此在《西北文化日报》上发表《谁能了解》、《救亡图存最低限度之条件》等一组文章进行驳斥。文章呼吁四万万同胞：“我人痛感国族之危亡，为奴为婢之耻辱，不得不呼吁全国上下，一致作自卫领土之争，不但自卫而已，而且需要收复失地，还我金瓯，洗刷腥膻，复我独立自由之国格。”
1936年12月4日，杀气腾腾再次来西安督战，威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并拼凑260个团进攻陕北，气势汹汹地企图消灭抗日红军。为了抗议“安内攘外”的阴谋，西北特支领导“东救会”、“西救会”发起纪念“一二・九”周年集会，强烈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数万名学生为先导，浩浩荡荡地向的住地――华清池行进。张学良将军担心群众会遭到镇压，亲自赶到灞桥劝阻，并答应一周之内给予满意的答复。
此时，张学良将军已得到要剥夺自己和杨虎城将军兵权的秘密情报，即调东北军去福建，调西北军去豫、皖改编。何去何从，是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当机立断的时候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受广大爱国群众的激励，在多次向“劝谏”都遭到斥责后，忍无可忍，毅然举行“兵谏”，1936年12月12日扣留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前夕，宋绮云接到杨虎城将军办公厅的电话，让他速去新城大楼起草文件。经过紧张的忙碌，成稿后经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审定，形成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宋绮云把《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带回到报社后，赶印成号外。事变发生的当天，全市报刊全停，只有《西北文化日报》出了号外。宋绮云召集报社全体人员开会，动员职工走上街头，向广大群众散发刚印好的号外。事变的第二天，《西北文化日报》发表了《张・杨昨天发动对蒋兵谏》的消息、《昨日张・杨的兵谏与八项救国主张》的社论和《何处是中国的出路》的评论文章，详细介绍了西安事变的起因、意义和影响，及时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2月17日，党中央派、、秦邦宪组成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但回到南京后，却冒天下之大不韪，首先软禁了张学良将军，继之又逼杨虎城将军“出国考察”。
宋绮云处在危险之中，杨虎城将军让他东渡留学，并提供出国费用2000元。由于发生“七七”事变，宋绮云没有东渡，而是到河北省临时政府任政治处副处长，负责同八路军总部联络工作。
在这期间，他见到了总司令，总司令建议说：“只要有条件，你还是回到杨部去。”1939年，三十八军扩编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为总司令，任命宋绮云为少将参议。于是，宋绮云为总部办起了干部培训班，灌输抗日救国思想。
后来，在部队进行整编时，派来5个军校毕业生，要换掉第四集团军的5个得力团长。宋绮云向孙蔚如进言：“不能换，这是玩弄吃掉西北军的花招，你一定要提防。”孙蔚如采纳了宋绮云的意见，以部队调防不宜换干部为由顶了回去。
宋绮云在第四集团军卓有成效的工作，引起了特务分子的愤愤不平，于是用“家有急事速回”的电报，骗回宋绮云，在他的家中逮捕了他。接着，又诱捕了他的妻子徐林侠和怀抱中的儿子森森。一家三口，共同坐牢，夫妻、父子不能相见。开始，囚禁在西安小雁塔监狱的宋绮云被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接着又用高官厚禄进行引诱，他仍不动摇。特务黔驴技穷，便报请上级处决宋绮云，的批复是：“和杨虎城案一并处理。”
1941年12月，宋绮云被转押重庆白公馆监狱。不久，徐林侠母子也被转押到这里。白公馆牢房阴暗潮湿，臭气熏天。特务想利用恶劣的环境，动摇政治犯的革命意志。这时宋绮云给自己提出了新的任务：团结狱中难友，坚定信心，保持革命气节，维护党的利益。
为此，他在劳动时，只要特务不在场，他便给难友讲历史故事，赞扬一些英雄人物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和奋斗不息的精神，隐喻难友要保持革命情操，磨砺战斗意志。
当时，牢中有个难友经不住特务的威逼引诱，一时动摇，准备写一份要求反省的报告。这事被宋绮云知道后，他立即设法将情况转告给那人的同案人，要大家有所准备，自己则用“放风”的机会，冒着风险，直接对其晓以利害。最终，那位难友坚定了立场，保持了革命气节。
为了让出白公馆给美国人寻欢作乐，特务头子戴笠于1943年3月将宋绮云一家同罗世文、车耀先、徐晓轩、黄显声等押解贵州息烽阳郎坝监狱。监狱长周养浩为了发财，在狱中建立了13个作坊，让犯人都做工。生产组长郑星槎是军统违纪犯，蛮横无理，打骂难友，狱中党支部决定除掉他。任务交给宋绮云，让他动员西北军的将领黄显声发难。
一天，郑星槎又克扣难友职工的血汗钱，黄显声将军要他交出来。郑星槎野蛮惯了，竟敢和黄显声将军吵打起来，由此激起了众怒，事情一直闹到周养浩处。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周养浩只好把郑星槎撤了职、关禁闭，生产组长由黄显声担任。这次斗争的胜利，使狱中管理情况、难友生活条件，都得到了一些改善。
这时，宋绮云从黄显声将军那里，知道杨虎城将军关在附近的玄天洞，杨曾提出要把自己和秘书宋绮云关在一起，但周养浩以不是一个系统为由拒绝了。
由于黄显声将军的关系，宋绮云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他见到了妻子徐林侠和儿子森森。由于狱中环境恶劣，生活艰苦，森森长得头大身小像个小萝卜头，因此难友便叫他“小萝卜头”。“小萝卜头”在狱中由罗世文当老师上学，取名宋振中。
1946年8月，宋绮云一家随着罗世文、车耀先、徐晓轩、黄显声等72人押回重庆，关在渣滓洞监狱。这时监狱里关着反对的“青年将校团”6名发起人，领头的就是王凤起，是张学良一手培养起来的青年军官。宋绮云引导他回忆如何出卖东北，张学良如何为背黑锅，又如何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分化瓦解东北军的经过，并以“秦帝鲁连耻，韩亡子房愤”的故事来启发他，鼓励他为张学良报仇。在宋绮云的教育下，王凤起出狱后，成功地策划了五十三师起义。
这时，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被扣押在杨家山，他再一次提出要和秘书宋绮云住在一起，可又一次遭到拒绝。
特务为了清理监狱，于1947年1月又将杨虎城、宋绮云、黄显声、徐晓轩、韩子栋等政治犯从渣滓洞转押白公馆。宋绮云根据狱中支部徐晓轩的指示，叫徐林侠缝补“百纳衣”，让“小萝卜头”送给疯老头――韩子栋换下囚服逃跑成功；他还让“小萝卜头”暗送《挺进报》，传递辽沈、淮海战役的胜利消息。
李宗仁上台后，曾下一道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政治犯的公开命令，毛仁凤向请示后，决定将杨虎城将军移禁贵州。杨虎城提出3个条件，其中一条就是要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同他一起居住。
到贵州麒麟洞后不久，他们又被骗回重庆，特务于1949年9月6日，将杨虎城、宋绮云两家6口暗杀于松林坡，鲜血染红了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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